
林黛玉的应制诗与王兆山的《江城子》
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写了一首《江城子》,试图代替地震死难者歌颂党和政府的。歌颂,并没有什麽不好,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,一个文人,一个文艺工作者,写点“颂圣”的“应制诗”,很正常,无可厚非。傲慢如红楼林黛玉那样的愤世嫉俗者,有时也难免随俗呢。
你看元春省亲那一节,贵妃元春命黛玉、探春、宝玉兄妹写诗吟诵大观园省亲盛事,黛玉自己颂了一首不算,还帮助宝玉代写了一首应制诗《杏帘在望》:
杏帘招客饮,在望有山庄。
菱荇鹅儿水,桑榆燕子梁。
一畦春韭绿,十里稻花香。
盛事无饥馁,何须耕织忙!
你看黛玉这个马屁拍的,不比王兆山先生差吧?所以,文人拍点马屁,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,偶一为之,未尝不可,因为他要吃饭。那么王兆山先生的《江城子》为什么引起全国网友那么大的愤慨?问题不在于拍马屁,而是他在不适当的时候拍了不恰当的马屁,一句话,拍到马腿上去了,因此,事情就走向了作者愿望的反面,看似歌颂实则贬抑,意在光明却露出黑暗,将作者隐藏在心底里一丝阴暗的心理不小心露了马脚。这个,才是这首《江城子》的要害:
天灾难避死何诉,
主席唤,总理呼,
党疼国爱,声声入废墟。
十三亿人共一哭,
纵做鬼,也幸福。
银鹰战车救雏犊,
左军叔,右警姑,
民族大爱,亲历死也足。
只盼坟前有屏幕,
看奥运,同欢呼。
大家看一看,他这首颂圣词,和林黛玉的那首同样是颂圣的应制诗,有什么不同?仔细看看,问题出来了。古代大凡应制、颂圣诗,都是朝廷遇到了大喜事,比如发现祥瑞啊,比如打了胜仗啊,比如皇帝视察啊,等等,人逢喜事精神爽,高兴了,就叫臣下弄点喜庆诗词来“营造”点气氛。你看林黛玉那麽孤高的人,遇到元春省亲那样的百年不遇的大喜事,她再也不会高唱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”了,不能不知趣啊,因此她就歌颂说“盛事无饥馁,何须耕织忙”,呵呵,“盛世”到不需要“耕织忙”了——这个马屁拍的厉害不?但是呢,没有任何人说她不对,因为她拍的是时候。反过来,咱们看看王兆山先生这首《江城子》,就有点不伦不类,为什么?不是时候啊,八级大地震,死了六七万人,那么多无辜的孩子埋在了废墟下,从中央领导到全国人民,人无论老幼,地无分南北,那个不是痛彻心肺?更遑论那些死于地震的孩子的家长们?如今你一个堂堂的作协副主席,却来一个丧事当作喜事办,“只盼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”,欢呼起来了!你去问问那些死难者的家长、亲人,只要有点人性,谁会有这个心情跟你“同欢呼”?你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么?——这是我黄丝要说的第一个问题,你这个马屁拍的不是时候。
这第二个问题呢,咱想从诗词鉴赏角度谈一谈这首《江城子》“反动”在哪里。咱不能诛心,一定要说作者居心不良,但是你写出来让人看,而且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在党报上发表,俺就有鉴赏的权利了。用毛老人家的话说,“要看社会效果”,不能你说是啥就是啥了。
这首《江城子》明显是从苏轼那里套出来的,但是作者反其道而行之,将人家悼念亡妻的悲哀之词,翻成喜庆之诗,但因为笔力不够,仍然留下阴暗的痕迹。所以,尽管他在词里用了一些“红色”词汇,却总难以避免整个诗词笼罩在鬼蜮的气氛中,这就是许多不懂诗词的网友也能感觉到此《江城子》有说不出的那种不正常气氛的原因。
我们读古典诗词,总要找寻它的“诗眼”,用现代话来说,就是关键词,它表明了这首诗词的主题所在,找到了某一首诗词的诗眼,就找到了它的主题,作者要表达什么,要告诉我们什么,就基本清楚了。那么,王兆山先生的这首《江城子》的“诗眼”是什么?那就是“纵做鬼,也幸福”!你看他整个一首词,都是围绕着“做鬼也幸福”展开的,领导的关怀啊,军民救援啊,还有“有屏幕,看奥运”啊,都是围绕着这个“纵做鬼,也幸福”铺垫、展开的,他以为这就是宣传了“革命乐观主义”呢。所以说,“做鬼也幸福”就是它的诗眼,它的主题,是作者得意的“神来之笔”。
有这样的“革命乐观主义”么?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,这样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社会,不遇到这么个八级大地震,没有全国大救援了,这些无辜死去的人就没有机会享受“关怀”和“幸福”了?非得做了鬼去看奥运,才有幸福感么?我这并非牵强附会,不信你等着瞧,“做鬼也幸福”必将成为今年网络一个强势的流行语,成为一切“不满于社会的势力”攻讦的口头禅,你这是颂党还是反党?——也许这并非作者本意,但是它的社会效果就是如此,那是不以作者的“意志”为转移的,谁叫你写东西只图拍马不注意社会效果呢?
什麽是文学的革命乐观主义?咱没功夫长谈,咱就举陈毅元帅的例子。当年陈毅孤军奋战,身受重伤,并且大病一场,那个艰难啊,这时候他写了一首诗,其中有两句也是提到了“鬼”的:“此去泉台招旧部,旌旗十万斩阎罗!”什麽意思呢?就是我即使牺牲了,变成了鬼魂,俺也得到阴间招唤牺牲了的十万旧部,去砍下反革命头子“阎罗”的脑袋!你看人家这个气概,那才叫革命乐观主义。同样写鬼的,效果如此不同,分别就在于陈毅元帅心里装的是人民,装的是革命,而《江城子》里面隐藏的却是一个借遭难死去的同胞的魂灵,谀辞以求荣的小人之心。请作者深夜扪心自问,俺黄丝说的可对?
第三个问题,本应该谈谈它的艺术性,但是大家都明白,俺是没有什么好谈的了,作协主席么?俺个下里巴人的土老冒就不在“鲁班”门前弄斧头了。
嘿嘿,就此打住,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,如有不当,还请海涵。
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写了一首《江城子》,试图代替地震死难者歌颂党和政府的。歌颂,并没有什麽不好,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,一个文人,一个文艺工作者,写点“颂圣”的“应制诗”,很正常,无可厚非。傲慢如红楼林黛玉那样的愤世嫉俗者,有时也难免随俗呢。
你看元春省亲那一节,贵妃元春命黛玉、探春、宝玉兄妹写诗吟诵大观园省亲盛事,黛玉自己颂了一首不算,还帮助宝玉代写了一首应制诗《杏帘在望》:
杏帘招客饮,在望有山庄。
菱荇鹅儿水,桑榆燕子梁。
一畦春韭绿,十里稻花香。
盛事无饥馁,何须耕织忙!
你看黛玉这个马屁拍的,不比王兆山先生差吧?所以,文人拍点马屁,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,偶一为之,未尝不可,因为他要吃饭。那么王兆山先生的《江城子》为什么引起全国网友那么大的愤慨?问题不在于拍马屁,而是他在不适当的时候拍了不恰当的马屁,一句话,拍到马腿上去了,因此,事情就走向了作者愿望的反面,看似歌颂实则贬抑,意在光明却露出黑暗,将作者隐藏在心底里一丝阴暗的心理不小心露了马脚。这个,才是这首《江城子》的要害:
天灾难避死何诉,
主席唤,总理呼,
党疼国爱,声声入废墟。
十三亿人共一哭,
纵做鬼,也幸福。
银鹰战车救雏犊,
左军叔,右警姑,
民族大爱,亲历死也足。
只盼坟前有屏幕,
看奥运,同欢呼。
大家看一看,他这首颂圣词,和林黛玉的那首同样是颂圣的应制诗,有什么不同?仔细看看,问题出来了。古代大凡应制、颂圣诗,都是朝廷遇到了大喜事,比如发现祥瑞啊,比如打了胜仗啊,比如皇帝视察啊,等等,人逢喜事精神爽,高兴了,就叫臣下弄点喜庆诗词来“营造”点气氛。你看林黛玉那麽孤高的人,遇到元春省亲那样的百年不遇的大喜事,她再也不会高唱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”了,不能不知趣啊,因此她就歌颂说“盛事无饥馁,何须耕织忙”,呵呵,“盛世”到不需要“耕织忙”了——这个马屁拍的厉害不?但是呢,没有任何人说她不对,因为她拍的是时候。反过来,咱们看看王兆山先生这首《江城子》,就有点不伦不类,为什么?不是时候啊,八级大地震,死了六七万人,那么多无辜的孩子埋在了废墟下,从中央领导到全国人民,人无论老幼,地无分南北,那个不是痛彻心肺?更遑论那些死于地震的孩子的家长们?如今你一个堂堂的作协副主席,却来一个丧事当作喜事办,“只盼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”,欢呼起来了!你去问问那些死难者的家长、亲人,只要有点人性,谁会有这个心情跟你“同欢呼”?你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么?——这是我黄丝要说的第一个问题,你这个马屁拍的不是时候。
这第二个问题呢,咱想从诗词鉴赏角度谈一谈这首《江城子》“反动”在哪里。咱不能诛心,一定要说作者居心不良,但是你写出来让人看,而且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在党报上发表,俺就有鉴赏的权利了。用毛老人家的话说,“要看社会效果”,不能你说是啥就是啥了。
这首《江城子》明显是从苏轼那里套出来的,但是作者反其道而行之,将人家悼念亡妻的悲哀之词,翻成喜庆之诗,但因为笔力不够,仍然留下阴暗的痕迹。所以,尽管他在词里用了一些“红色”词汇,却总难以避免整个诗词笼罩在鬼蜮的气氛中,这就是许多不懂诗词的网友也能感觉到此《江城子》有说不出的那种不正常气氛的原因。
我们读古典诗词,总要找寻它的“诗眼”,用现代话来说,就是关键词,它表明了这首诗词的主题所在,找到了某一首诗词的诗眼,就找到了它的主题,作者要表达什么,要告诉我们什么,就基本清楚了。那么,王兆山先生的这首《江城子》的“诗眼”是什么?那就是“纵做鬼,也幸福”!你看他整个一首词,都是围绕着“做鬼也幸福”展开的,领导的关怀啊,军民救援啊,还有“有屏幕,看奥运”啊,都是围绕着这个“纵做鬼,也幸福”铺垫、展开的,他以为这就是宣传了“革命乐观主义”呢。所以说,“做鬼也幸福”就是它的诗眼,它的主题,是作者得意的“神来之笔”。
有这样的“革命乐观主义”么?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,这样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社会,不遇到这么个八级大地震,没有全国大救援了,这些无辜死去的人就没有机会享受“关怀”和“幸福”了?非得做了鬼去看奥运,才有幸福感么?我这并非牵强附会,不信你等着瞧,“做鬼也幸福”必将成为今年网络一个强势的流行语,成为一切“不满于社会的势力”攻讦的口头禅,你这是颂党还是反党?——也许这并非作者本意,但是它的社会效果就是如此,那是不以作者的“意志”为转移的,谁叫你写东西只图拍马不注意社会效果呢?
什麽是文学的革命乐观主义?咱没功夫长谈,咱就举陈毅元帅的例子。当年陈毅孤军奋战,身受重伤,并且大病一场,那个艰难啊,这时候他写了一首诗,其中有两句也是提到了“鬼”的:“此去泉台招旧部,旌旗十万斩阎罗!”什麽意思呢?就是我即使牺牲了,变成了鬼魂,俺也得到阴间招唤牺牲了的十万旧部,去砍下反革命头子“阎罗”的脑袋!你看人家这个气概,那才叫革命乐观主义。同样写鬼的,效果如此不同,分别就在于陈毅元帅心里装的是人民,装的是革命,而《江城子》里面隐藏的却是一个借遭难死去的同胞的魂灵,谀辞以求荣的小人之心。请作者深夜扪心自问,俺黄丝说的可对?
第三个问题,本应该谈谈它的艺术性,但是大家都明白,俺是没有什么好谈的了,作协主席么?俺个下里巴人的土老冒就不在“鲁班”门前弄斧头了。
嘿嘿,就此打住,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,如有不当,还请海涵。
分类: 时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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